【编者按】这是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睿的战地日记。她身处德黑兰，既是战争的亲历者，也是观察者。在她的日记里，可以看见这场战争中，一个个具体的普通人、一幕幕身边的具体场景，以及她最真实的感受。
2026年3月18日 战争日志 第十九天 国王的宫殿和拉里贾尼的葬礼
昨晚睡得很晚。一直在赶写拉里贾尼遇难的报道和跳火节的报道，一边写，一边感叹世事无常。稿子发回总部时，我还特意问值班编辑：我一边发拉里贾尼遇难，一边发人们欢庆跳火节的报道，会不会有些不合时宜？可眼前的现实本就是这样并置着：一边是死亡，一边是节日；一边是黑白遗像，一边是火光与笑脸。直到夜里三点左右，我才终于睡下。闭上眼时，眼前一会儿是人们跳火节时喜悦的笑脸，一会儿又变成拉里贾尼的黑白照片。这个世界如此矛盾、复杂，让我一时竟分不清自己该说什么。唯一能做的，也许只是如实记录。
早上七点半挣扎着起床，完成了连线报道，脑袋昏沉沉的。我想了想，还是不要再睡回笼觉了。吃过早饭，我给楼上邻居太太发了短信，约她一起去游泳。她很快来了，一见面就聊起昨晚的跳火节。
她说，她八十多岁的母亲不愿总住在她家，非闹着要回自己家。她没有办法，只好陪母亲回去住了几天。老房子年久失修，电器坏的坏、旧的旧，如今又赶上战争和过年前夕，连个修理工都不好找。昨天她把母亲接回自己家，找人打扫完房子后，心里总觉得，跳火节总不能一点“火”都没有。她看到对面邻居家点起一盏盏蜡烛，便也把三支蜡烛放在盘子里，摆在过道上，让家里人一个个跨过去，一边跨一边念：“把我的黄色给你，把你的红色给我。”她说，这样也算是过了跳火节。她母亲忽然说：“你以前也这样做过一次。”她这才想起来，疫情那年，她也做过同样的事。那时候她把蜡烛一节一节摆在走廊里，让家里人依次跨过去。那时孩子们还都在家，还没有结婚，也没有出国。她说，对伊朗人来说，跳火节真的很重要。
我说，昨晚我下楼去看邻居们点火过节，心里其实挺高兴的。邻居太太听我说完，反而一脸遗憾，说：“早知道我也该下去看看。”我说我自己也有些糊涂了。明明这是伊朗人自己的传统节日，为什么有时候政府反而不愿意让普通人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过？
老太太听了，冷冷地说了一句：“他们本来就不是伊朗人。”
她说，拉里贾尼出生在伊拉克纳杰夫；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整天喊的是“伊斯兰”，不是“伊朗”。
这话让我听得有些恍惚，却又觉得似曾相识。其实这些天，我在广场集会采访支持政府的民众时，也经常听到类似的话。他们会说：“我们要向世界展示，我们才是真正的伊朗人。我们将坚定支持我们的政府，捍卫我们的国家，绝不妥协，绝不退缩。而那些卖国贼，不是真正的伊朗人。”
这当然是一种情绪化、民间化的判断，但它也说明，在许多普通伊朗人心里，国家认同、宗教认同与政权认同，始终是纠缠在一起、又彼此撕扯的。一边是波斯文明的认同，一边是什叶派伊斯兰的认同，彼此争斗，又彼此交融。伊朗人说“国家”时，常常用的是 mellat，这个词更接近“民族”的意思，也就是说，“伊朗民族”。所以当他们说“我们爱我们的国家”时，那个“国家”有时是疆土，有时是民族，有时又是政权。
我又说起昨晚似乎看到一个疑似无人机的东西，远远的，有灯亮着，像在巡逻，但也看不太清。楼上的邻居太太说，她在楼上看得很清楚，吓得赶紧把阳台门都拉上，生怕无人机飞进家里。我和穆森说起这件事，穆森猜那可能是伊朗自己的监视无人机，在找谁家屋顶装了“星链”。可楼上的邻居太太却坚持认为，那是以色列的无人机。她的理由是，昨天巴列维王储不是号召大家上街过跳火节吗？而政府又让大家不要在街头庆祝、去广场集会。她猜，以色列派出无人机，可能就是想盯着那些会阻止老百姓过节的力量，谁敢出来干预，就把谁打掉。所以昨天很多人出来庆祝跳火节，也没人真敢出来管。我觉得这说法不太可能，但也没有反驳。如今信息如此不畅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解释，听听也就罢了。
游泳的时候，我提到中午一点半我们要去报道拉里贾尼的葬礼。我曾经采访过他很多次，想到那个活生生的人突然消失，心里仍有些难以置信。邻居太太说，拉里贾尼家族很有钱，在英国有豪宅，女儿也长期住在国外。我问她：“你怎么知道？你去英国亲眼看过吗？” 她说：“听朋友说的。”她说起这些时，语气里带着一种很典型的伊朗式复杂情绪：不是完全同情，也不是完全无感，而是一种混杂着距离、愤怒、厌倦与时代记忆的冷冷评价。
我们只游了一个多小时就上来了。邻居太太要回去给母亲和丈夫做早饭。不想穆森提前到了，说指导部外媒司通知，十一点可以去萨德阿巴德宫采访报道。我一听，赶紧吹头发，怕来不及。头发吹到半干，就匆匆包上头巾出了门。
到了萨德阿巴德宫，那里已经被封锁，不让人进去。媒体统一在那里集合，再一起坐小巴进入。听司机说，17日凌晨三点左右，宫殿旁边一个巴斯基民兵的指挥点正在开会，结果遭到袭击。司机说，他亲眼看见导弹从宫殿上空“嗖嗖嗖”飞过去，声音大得惊人，冲击波把人都震翻了。
宫殿楼上是会客厅和卧室，陈列着各国元首送给国王的纪念品和照片，其中印象深刻的是苏联元首和英国女王送的纪念品，似乎还有毛主席的像；楼下是餐厅和休闲室，餐具精美至极，据说这里曾招待过英国首相丘吉尔。如今那一带也受了损，门口碎玻璃落了一地。我走近，透过没有玻璃的门窗往里看，只见东西散落一地。工作人员让大家不要靠近，说这里很危险。我想绕到另一侧去看看。那里可以俯瞰整个德黑兰，背后是皑皑雪山，是我在这里最喜欢的角落。但工作人员不让，催着大家离开。
听随行记者议论，宫殿后面有一处巴斯基民兵招待所。前天凌晨三点多，一位巴斯基民兵组织指挥官在那里开会，结果会议刚开始，以色列就把那个地方打了，连旁边宫殿的屋顶都被掀翻。宫殿的门卫也说，他亲眼看见五枚导弹飞过去，冲击波把整个建筑都震坏了。还好当天后来下了雨，不然那些树恐怕也要烧起来。
我们又去了绿宫旁边的一座博物馆，里面陈列着一对伊朗兄弟周游世界带回来的照片与藏品。这里受损也很严重。古老的木门倒在地上，馆内黑漆漆的，没有电，屋顶破了个大洞，一片狼藉。博物馆前院中央有一个巨大的蓝色标记，那是伊朗文化遗产与旅游组织在各处历史遗迹设置的识别标志，目的是避免这些遗迹在战争中被误炸。但很明显，这样的标记如今也没有用了。
一路上还看见旁边有参天大树倒伏在地，说不出的心痛。我们又来到皇家服饰博物馆。这座宫殿是国王的姐姐沙姆斯公主曾经住过的寝殿，也是我最喜欢的宫殿之一。那是一座三层建筑，门前溪水潺潺，溪上有一座精致的小桥，旁边尽是高大的树木。此时正值春天，宫殿门口的花树已经绽开粉色花朵，极为好看。站在外面，耳边只有一片寂静中的流水声，仿佛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让人几乎感觉不到战争。
可一走近，就看到门窗玻璃碎了一地，外墙也有轻微损毁。刚进去时还不觉得怎样，越往里走却越是心惊。二楼同样损毁严重，连精美的吊灯都掉了下来。现场两位工作人员和一位伊朗记者一边看，一边抱头痛哭。那种感觉很难形容，不只是文物受损，而像是一个国家的历史和记忆在眼前被震碎了。值得庆幸的是：宫殿主体还在。玻璃碎了，吊灯掉了，屋顶塌了一块，虽然让人心疼，但至少建筑本身还在。毕竟那里的很多东西都已历经一百多年，甚至一百四十年。历史能留下来一点，就是一点。
这座宫殿之所以让我格外偏爱，不只是因为它位于宫殿群北侧一角，静谧而优美，更因为里面陈列着巴列维王室的服饰。我曾不止一次来到这里，看法拉赫王后的照片，以及她曾穿过的各种服装——那些由法国著名设计师定制的晚礼服，直到今天看起来也丝毫不过时。馆里还挂着许多巴列维国王、王后、王子、公主的照片，还有沙姆斯公主结婚时穿婚纱的照片。我总会在这里流连很久，不知不觉还生出一点伤感。巴列维王朝虽已覆灭，但那个时代精致而奢华的王室生活，像一场梦。
如今，在这座受损的宫殿里，我看到的是横七竖八散落的王室旧照，满地狼藉。工作人员说，他们事先已经把重要的陈列品和文物撤到地下宝库，撤离前还故意放倒了一些照片和相框，怕轰炸时掉下来伤得更重。我在满地瓦砾的大厅里，看见对面那张美貌如女神的王后照片，她仍笑盈盈地望着我。我心里忽然感叹：如果她看到今天宫殿的样子，不知会有多么心碎。
穆森在旁边嘟囔：“宫殿旁边本来就不该建军营，这也是他们自己的错。”
我们上了摆渡车，车沿着山路蜿蜒而下，绕过宫殿群，我突然看见那个网红咖啡厅，那里四面都是玻璃，透着法国露天咖啡厅的时尚气息，就坐落在白宫旁边，参天大树下。可是那咖啡厅的玻璃窗，如今也碎了一地，就那样灰头土脸孤零零地关着。我记得那里以前总是高朋满座，对面是一大片草坪。即便盛夏，那里依然凉爽宜人。几年前，孩子同学过生日时，还曾在这里举办派对。孩子们在草坪上跑来跑去、嬉闹玩耍，那一幕如今想起来，让人尤其怀念。
今天路上还有一幕格外荒诞。以前沿路总能看到特警和安全车辆，如今那些装甲车、警车还停在那里，却往往空着，人根本不在车里。特警和安保人员全都分散躲在路边站着。穆森说，现在那些车只是摆在那里，像个壳子，大家都怕被炸。听说这几天有检查站被以色列无人机袭击，所以警察和安全人员现在也不敢再扎堆。因为没有空中保护能力，这些地面上的安全人员和警察，几乎就像活靶子。以色列战机和无人机真要打，就是一打一个准。司机还说，早上过来的时候，看见那些士兵和警察在路边烤火，晚上就睡在车上，也没地方躲，走到哪里都可能被炸。穆森说，昨天他家东边附近有一个体育馆，据说有巴斯基民兵在那里集合，结果又被炸了。现在看，以色列的情报确实厉害，连情报部长都被打死了。听说地点就在我们家附近的扎法拉尼耶，昨晚爆炸声特别大。我说，我都已经麻木了。再大的声音，也只是停下来听一听，分不清哪里炸了，也懒得再问——其实也问不到，伊朗媒体也不会报道——听完便继续低头做事。
后来，我们又赶去革命广场，参加拉里贾尼等人的葬礼。广场上，原先那幅巨大的已故领袖画像，已经被一幅巨大的彩色烈士宣传画取代，上面描绘的是德纳号驱逐舰上的海军士兵，受到民众举着国旗迎接的画面。按理说，这样的场合人应该很多，但我们到的时候，现场人还不算太多。也许是来得早了。葬礼一点半开始，我们一点钟就到了。穆森说，他觉得人明显少了，气氛也变了。我问为什么，他说，可能是害怕吧，拉里贾尼之死太震动了。
说着，我看见西方媒体记者朋友S也来了。大家互相打了招呼。我正用手机拍照，穆森在附近忙着拍摄。这时，一个便衣男士走过来，要检查我的证件。我给他看记者卡，他说不行，还必须出示另一份书面许可。我说我们没有。他又说：“把手机给我看。”
我赶紧给穆森打电话，让他过来。我被带到离人群稍远的地方，看到S和他的摄影师也在那里。我们一起解释：指导部只给我们发了记者卡，没有发别的书面文件。他听完，又让我们交手机。S先把自己的手机给他看，他翻了翻里面的照片，没发现什么，就还给了S。轮到我时，他让我打开手机，我给他看今天拍的照片。他却还在继续往前翻。我心里一下紧了起来，担心昨晚拍的那些跳火节照片会不会惹麻烦。
可他继续翻着翻着，竟开始专注地看我前几天在房顶做的出镜视频。翻了半天之后，他总算把手机还给我。等他们走远后，S悄悄告诉我，他平时都带两部手机，一部专门拿出来应付检查，真正重要的那部藏在口袋里。他叮嘱我，以后最好也这样。我感谢他的提醒。穆森也一再嘱咐我，以后只要去这种场合，最好提前清空手机，或者先把重要内容备份、转移掉，不然真的很容易被查，也很容易惹麻烦。
中午一点半，灵柩车队还没到。我和穆森说，不如先在附近休息一下，等葬礼正式开始。附近商铺老板告诉我，革命广场这一带已经被炸过四次了，动不动就轰隆一声。我正坐着，一个老太太专门走过来劝我：“你坐在这儿干什么？多危险啊，快走吧。”
我们在那里等了一会儿，看见一队穿军装的乐团走了过来。再过了一阵，远处的灵车缓缓驶来，参加葬礼的人也越来越多。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。我们赶紧挤进人群。灵车绕着广场缓缓行进，人群开始变得拥挤。当载着棺木的灵车驶过时，人们自发靠拢，将鲜花和祈祷石抛向灵车，以示悼念。
看见棺木上贴着拉里贾尼的照片时，周围很多人都忍不住失声痛哭。有人哭得几乎站不住。我站在现场，也忍不住一阵鼻酸。我拍了一张自己和拉里贾尼灵车的照片，心里很感慨。毕竟我们以前不止一次采访过他，至少也有四五次。如今再站在他的灵前，忽然有种极不真实的感觉。他并不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人，可最后却被炸死，连他的小儿子也一起遇难。他的灵柩下面，就是他儿子的棺木。想到这里，只觉得残忍。
再看另一辆灵车上，整整84具海军官兵的棺木，上面贴着的都是年轻而英俊的面孔。很多人举着国旗和烈士画像哭泣，也有人高喊“打倒美国”、“打倒以色列”。一位男士红着眼对我说：“我想问问国际社会，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被这样暗杀，士兵还没有参战就被偷袭身亡，这世上到底还有没有天理？”
有一个没戴头巾、打着鼻环、妆容艳丽的年轻女子，也在那里高喊“打倒美国”、“打倒以色列”。她对我说：“我们今天来到这里，是要告诉所有人：没错，我们是有抗议，我们也有很多不满，但我们绝不会、绝不会、绝不会抛下我们的民族，抛下我们的国家，抛下我们的祖国。无论这片土地变成什么样，它都是我们的土地。我们为这片土地流血。每一滴血，都是为这片土地而流，直到生命最后一刻。”还有一位男士说：“拉里贾尼和伊朗人民一样，也说过：我们绝不接受屈辱。我们可以战斗、可以牺牲，但绝不接受妥协。”
我在人群里被挤得东倒西歪，旁边一位中年男士一边流泪，一边对我说，他在伊朗国家声像组织工作。拉里贾尼曾长期担任该组织主席，“他管理得很好，是最好的管理者”。他说，拉里贾尼无论走到哪里，做事都很有章法，为国家做了很多事情。说着说着，他一边哭，一边说，敌人这样杀他，将来一定会后悔。
这么多年，拉里贾尼家族在伊朗一直赫赫有名。这个家族出自宗教圣城库姆的知名宗教家庭，六兄弟在宗教界与政界都担任过重要职务。我们最熟悉的，是曾任司法系统高层的萨迪克·拉里贾尼，以及曾任议长、国家电视台负责人、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的阿里·拉里贾尼。阿里·拉里贾尼的妻子，是著名大阿亚图拉蒙塔泽里的女儿。我们曾多次采访过阿里·拉里贾尼。我的印象里，他是一个谨慎而严肃的人，不太轻易流露真情实感，说话总是慢慢的，温声和气，温文尔雅，却又似乎和所有人保持着一点距离。
郑凯有一次采访他和他握手，说他的手很凉。拉里贾尼曾在2021年报名参加总统选举，但被宪法监护委员会取消了资格。那件事当时引发很大争议，有人说与他女儿在美国、以及一些贪腐传闻有关。拉里贾尼后来还亲自写信，要求监护委员会公布取消资格的理由，为自己澄清。我记得，当时最高领袖还曾出面为他正名。也许那时，领袖一心扶持莱希出任总统，因此否决了可能与莱希形成竞争的人选，其中就包括拉里贾尼，还有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。
我还记得，2006年拉里贾尼担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和首席核谈判代表时，因为与时任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不和，突然宣布辞职。那时我刚做记者不久，这条新闻让我印象极深，因为实在太突然了。之后，艾哈迈迪内贾德任命强硬派人物贾利利接任。再后来，拉里贾尼参加议会选举，高票当选议长。那时我曾去他的故乡库姆报道议会选举，深深记得他在当地支持者众多，无论城市还是乡村，到处都挂着他的竞选海报。
这些年来，伊朗政坛起起伏伏，拉里贾尼这个名字却始终被提起。有人说，最高领袖忌惮拉里贾尼家族影响太大，所以一直在压制他；也有人说，领袖其实始终信任拉里贾尼家族，在关键时刻都会倚重他们。
我记得，2013年伊核协议达成后，拉里贾尼当时任议长。他的办公室主动联系我们，希望接受采访。他在采访中表示，无论形势如何变化，伊朗始终会和中国保持战略伙伴关系，不会因为与西方改善关系而疏远中国。那次采访影响很大，连美联社等国际媒体都纷纷转发。
之后，拉里贾尼也曾被领袖直接任命负责与中国相关事务，还多次访问中国。到了2025年“十二日战争”后，他临危受命，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，取代立场更强硬的艾哈迈迪安。拉里贾尼一直被外界视为强调理性和实用主义的温和保守派，他的上任曾被不少人视为伊朗高层试图调整强硬路线的信号。可没想到，谈判未成，祸起萧墙。2026年1月伊朗发生抗议并遭镇压，外界认为拉里贾尼对此负有责任。随着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进攻，他又多次发表强硬讲话——这也许是作为国家领导人不得不做出的姿态。
可我也听说，他的女儿在美国高校任教，因为父亲的身份和立场，遭到伊朗反对派人士联名施压，最终不得不离开自己工作多年的学校。据说她成绩一直优异，在美国学医并留校任教。如今，因为父亲的关系，她失去了教职；而她的父亲，上任不到一年便遭暗杀。
我和穆森说，要是他不做这个职位就好了，也许他就不会死。眼下的伊朗，当官的有时候还不如做个普通人，至少没有这么直接的性命之忧。
站在葬礼现场，看着灵车缓缓驶过，我心里忽然生出一种《红楼梦》式的悲凉。多年来，我在这里报道过许多葬礼，眼看着一个个曾经熟悉、采访过、握过手、说过话的人，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地从现实中消失了。人生如梦，总有梦醒时分。
相比之下，那些在“德纳号”驱逐舰上遇难的年轻海军士兵，更让我难受。因为他们身上的“无辜感”更强。看着那些灵车上年轻的照片，我总会想起两伊战争时期那架被美军击落的伊朗民航客机，280多人遇难。每到那一天，伊朗都会举行纪念仪式，亲人们站在军舰上，向海面撒下白花，祭奠那些无辜逝去的人。虽然情形并不完全相同，但那种对无辜生命骤然消失的震动，却是相似的。那些年轻人并不是政治人物，不是争议人物，他们只是执行任务，甚至是去参加演习，却一下子成了战争的牺牲品。这一点尤其让人不忍。
但政治人物就不一样了。政治人物天然带着争议，带着支持与反对，也带着许多人说不出口、理不清的历史恩怨。像哈梅内伊、拉里贾尼这样的高层人物，他们身后的功过是非，也许只能留给后人评说。我真正会哀叹的，是他们背后的家人。拉里贾尼的妻子法里德，是著名大阿亚图拉蒙塔泽里的女儿。四十多年前，革命爆发前后，她失去了父亲；四十多年后，丈夫又遭暗杀，小儿子也一起殒命。据说这位小儿子嗓音很好，经常在公共场合诵读《古兰经》。想到这一家人经历的一切，我还是会觉得悲伤。
在人群中，看着周围那些愤怒而悲泣的脸，我最强烈感受到的是一种悲愤和团结。国家被打成这样，死了这么多人，有些人原本对体制的愤怒，好像又被对美国和以色列的愤怒暂时压了过去。就像我读到的一位伊朗学者写的那个“莱拉与马杰农”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在伊朗几乎家喻户晓，被称作“波斯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”。莱拉和马杰农来自两个世仇家族，彼此相爱却无法在一起。马杰农因爱发疯，后来一位统帅见他如此痴狂，心生怜悯，愿意为他出面求婚，却遭到拒绝。统帅于是发动战争，逼莱拉的父亲同意婚事。不料马杰农却站到了敌方阵营，拼命挥剑抵抗。统帅问他，这场战争明明是为你打的，你为何要站在对面？马杰农回答：“因为我爱莱拉。”
这个故事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它解释了许多伊朗人的心理：他们本来可能不喜欢这个体制，甚至厌恶它，可一旦外敌说“我是替你们打”，他们又会本能地转过去反感这个外敌。伊朗人有时确实很难用一条直线来理解。他们的感情太丰富，也太复杂。他们可以为了自己所爱的国家奉献一切。
今天在葬礼现场，还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很深。我看着一排排棺木，下意识用了一个波斯语里“遗体”的说法。旁边的人立刻纠正我，说不要那样说，那样不礼貌，应该说“他们的身体”。那一瞬间我忽然意识到，语言有时候会暴露一个社会对死亡的态度。哪怕是在最混乱的战争里，对逝者仍然有一种需要小心维持的尊严。
从现场挤出来，和穆森回到车上，我才发现，挂在脖子上连手机的那个麦克风又不见了，真是无语问苍天。这已经是这个月我丢掉或损坏的第三个麦克风了。我在心里埋怨自己太粗心。穆森安慰我说，还剩最后一个，以后上点心，人多的时候不用就赶紧收起来。
路上，穆森接到妻子的电话，说家里厨房的水龙头坏了。他一下就急了，说现在战争期间，又临近过年，上哪儿找修理工去。他连着给几个熟识的修理工打电话，对方都说人在外地。回到家后，他把素材拷给我，就急急忙忙赶回去了。毕竟家里水龙头坏了不是小事，不是满地漏水，就是厨房直接没法用。战争、悼念、检查、采访、回家修水管——这些事情，就这样毫无逻辑地挤在了同一天里。你会觉得，一边是国家叙事、烈士葬礼，另一边却是水龙头和厨房这样的琐碎日常。可真实生活恰恰就是这样：它不会因为外面的局势多么宏大、多么沉重，就暂停掉那些最普通、最具体的小事。
下午五六点，因为断网，我也实在累了，随便喝了点伊朗妈妈带来的大麦汤，就躺到床上，回想今天看到的一切。好友Z从北部打电话来报平安。她说，这些天一直没有网络，百无聊赖之下，竟把一台老缝纫机翻了出来。那是她伊朗婆婆二十多年前留下的旧缝纫机，原本有些故障，丈夫把它修好了，她便重新踩起来，缝床单、缝窗帘，像是在混乱里替自己找一点秩序。
北方潮湿阴冷，农村老家旁边全是亲戚。没下雨的时候，他们就在院子里点火，亲戚们围着火堆烤火聊天，东家长西家短。她女儿在那边待得无聊，很想回德黑兰，被他们劝住了。女儿现在天天抱着厚厚的书看，打发时间。Z说，这几天街上的人倒是多了起来，眼看就要过年了，可很多人家连七鲜桌都没摆。她们自己也什么都没怎么准备，只是从巴扎认识的卖鱼人那里买了几条鱼。现在大家还是不太敢出门。所有人都在问：这场战争到底什么时候结束？
她问我有没有好好吃饭、好好休息。我说，前几天一直被爆炸声吵醒，没怎么睡好；我还惦记着去年过年在她家吃的那顿年夜饭。她说，她原本还想着正月十五大家再聚，没想到战争突然爆发。我说，等这边结束了，你回来，我们再一起吃饭。她说，你别太累了，好好休息。我说，这两天没网，反而安静一点，就当是沉淀沉淀吧。
说着说着，我竟睡着了。似乎还梦见了白天葬礼上的情景，又隐约梦见采访拉里贾尼时的画面。心里正迷糊着，突然一惊醒，发现电话还没挂。我问：“你还在吗？”
Z说：“在啊，我还想呢，怎么突然没声音了。”
我笑了，说，没想到自己竟然打着电话睡着了。Z也笑，让我赶紧休息。
挂了电话，伊朗妈妈又打来，问我一切是否安好。我把今天看到的一切都讲给她听：葬礼、被空袭波及的宫殿、还有那些不敢坐进警车、只能分散躲开的警察。我说，我们今天在萨德阿巴德宫时，看到宫里依旧绿草如茵，鲜花盛开，粉色的、白的、黄的，花都开得极美，让人感觉不到有战争。可到宫殿里面，却看到被损坏得很厉害，那些漂亮的大吊灯几乎全都掉了下来。我当时就在想，幸亏伊朗爸爸今天没有来，不然他一定会特别心疼。伊朗妈妈说，是啊，他如果看到，一定会很难受。我说，这一天让人觉得很恍惚，很不真实。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，远处又传来一阵爆炸声。
伊朗妈妈问我有没有什么安排。我想了想，说，明晚那些女足球运动员要回国，伊朗可能会在市中心广场为她们举行欢迎仪式，我们也许会去采访。伊朗妈妈叹了口气，说，这里所有事情都和政治有关，足球从来就不只是足球。她又邀请我周五（20日），也就是新年第一天，去她家吃午饭。她说，今天她和伊朗爸爸一起出去买了菜和鱼。伊朗新年的第一天一定要吃鱼和蔬菜饭，他们今天已经把蔬菜都择洗干净了，就等着那天做一锅香喷喷的饭。我说，好，太期待了。
我们又说起阿萨卢耶和南帕尔斯气田的事。到底是美国打的，还是以色列打的，谁也说不清。伊朗妈妈说她联系了一个朋友，是在那里工作的工程师家属，对方说，设施本身暂时没有遭到致命破坏，主要是输送管道被打断了。可管道一断，系统就得立刻关闭，至少短时间内没法正常输送，也没法正常出口。
我说在今天的悼念活动上，几乎看不到什么高级官员，和以前某些政治场合很不一样。我提起拉里贾尼，有人说是因为拉里贾尼之前一些公开活动那么高调，结果反而更容易暴露目标。现在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政治叙事：今天还是重要人物，明天也许就成了被纪念的人；而官方又会很快出来说，这不会影响整体工作，不会影响系统运转。
我说看到很多人白天黑夜都站在广场上挥着国旗，支持政府抵抗侵略。我也看到有人在咖啡馆休闲地喝咖啡、在公园有孩子在玩。这座城市，现在最真实的状态，就是战争和生活并存，恐惧和麻木混杂，政治口号和市井烟火交织，谁也说不清自己到底是在坚持什么，还是已经累到不在乎任何事情了。
伊朗妈妈听了，只轻轻地说了一句，不管是在坚持，还是累到麻木，保护好自己最重要，天，总会亮的，春天，也会准时到来。我们一起耐心等待。
挂断电话，我终于沉沉地睡着了，梦里，仿佛又回到了萨德阿巴德宫，那里溪水潺潺，繁花满树，春意盎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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